­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國家職業指導師李家華認為，工作并沒有變得更難，年輕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千禧一代物質很豐富。他們的父輩會為了養家糊口忍受工作，而這代年輕人更看重感覺和興趣。他們沒有太多顧慮，有條件勇敢地辭職。

­　　“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　　徐曦在香港確定第一份工作時，父親從上海的家中打來電話：“好好干，爭取穩定下來。”

­　　電話里，她內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頂尖大學，她花五年時間修完了社會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權。可她的專業很難在香港找到稱心的工作。

­　　為了居留權，家里幫她找了一份豪華酒店的前臺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時，“做和5年專業學習毫無關聯的工作”。同事進修的大多是兩年的酒店管理專業。她們能熟練地操作復雜的房務系統，用小本子記好每一個客人的需求。徐曦總是出錯，收錯了錢不敢承認，值班時要他人插手幫忙。被醉酒的顧客指著她的鼻子破口大罵。主管委婉地說：“你學東西有些慢。”

­　　3個月后返校參加畢業典禮，徐曦因為晝夜顛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學好奇地問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營銷。”

­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顯示，在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平均流動時長為4.4年。畢業四五年后，多數年輕人將走向安家落戶，或是選擇離開的十字路口。

­　　徐曦開始衡量，自己的選擇是否值得。當年的大學好友基本回了大陸，香港本地朋友總隔層紗，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面館吃碗面，有時因為工資低，只能點最便宜的。

­　　父親在電話里和她嘆氣：“不管在香港還是回上海，我們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來吧。”

­　　專家李家華發現，和20年前不同，現在人們不再把頻繁更換工作，甚至跨越行業、城市當成丟人的事兒。這表示國內職場日趨成熟，是不用大驚小怪的“新常態”。

­　　“年輕人離職率高是全世界的趨勢。美國人一生平均換7.5次工作。”李家華說，從經濟角度上講，第三產業占主導的發達國家，工作靈活多變，跳槽機會多是發展的標志。從個人發展角度去理解，“人們每個階段的追求、想法都不同，不是一份自始而終的工作能涵蓋的了。”

­　　一位和徐曦、趙旭同年畢業的女孩覺得，換工作是個無所謂的事兒，因為“工作機會到處是，不難找”。第一份工作離職時，恰巧是春節，她獨自一人去拉薩過了年。在旅店灑滿陽光的屋頂上，她拿手機發了幾個微信，投了幾份簡歷，很快就收到了“年后面談”的回復。

­　　趙旭又動了換工作的念頭。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鮮勁兒過去，她開始在周末加班時，羨慕朋友圈里的那些“陽光和大海”。領導確實充滿活力，卻也“全是套路”。“每次說一堆體己話，灌雞湯，但最后一定有句‘雖然累，這個還是要完成’等著你。”

­　　加班似乎沒有盡頭，她開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態化通宵，替領導草擬周一的周報，她時常邊哭邊整理文檔，在大學宿舍群“求安慰”，然后順手寫個辭職報告。周一天亮前，再把辭職報告刪了，抹把臉去上班，多擦點粉底，“開始新的循環。”

­　　趙旭暫時沒辭職，她每天瀏覽手機里的求職軟件，打算看準機會就離開。至于新工作，“不能太閑，但也不能太忙，一定要適中。”

­　　這是個挺難實現的目標——在中國，80后和90后占據了加班總人數的90%以上。《2016智能出行大數據報告》顯示，北京、深圳和廣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點30分左右。

­　　“想找一份充實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難。那就一直換，換到滿意為止。畢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趙旭說。

­　　有句話，趙旭從沒和領導坦白：“工作是沒變，可我對生活的認識又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