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要讓人收獲很多東西。錢,只是最表面的東西”
調到民生欄目后,林沐還是覺得,自己做的事兒“和理想中的新聞差得遠”。
他的主要工作變成了和社區里的大爺大媽聊天,報道內容是“供暖不夠熱”“存款打到別人卡里”這類“雞毛蒜皮”的事。今年春節前,領導給他派了任務:去超市稱量瓶裝飲料有沒有缺斤少兩。他忙活了一周,得出了結論:全部足斤足兩。
看到自己做的節目播出時,林沐自嘲地笑了,“我做的這是啥?這不是神經病么?”
體制內的工作像個圍城,里面有人想出來,外面有人想進去。在成都一所二本院校讀傳媒的湖南女孩晴子一直被這種觀念困擾。招聘季來臨,媽媽千叮嚀萬囑托:“最好能進四川電視臺,或者《華西都市報》,最不濟也要去地級市的日報吧。”
“人家才不要我們這種二本的學生。”
“那就回來考公務員!”
兩年過去,晴子母女仍在糾纏。畢業之際,她因為喜歡極限運動,去了一家運動類的自媒體平臺,平時玩蹦極、滑板,周末去城市周邊的深山里野營,嘗試沒什么人走過的徒步路線。玩夠了,又去一家剛開業的青年旅舍當店長。如今,她沒有全職工作,一份兼職是咖啡師,同時參加公益支教。
兩份工作的月收入,合起來不過3000多元。可晴子列舉了一長串工作的好處:咖啡店的老板是位和藹的美國人,總和她練口語;店里每天只來三四十人,下午能安安靜靜看本書;咖啡師可以隨意喝咖啡,新進的印度尼西亞咖啡豆好喝得不行。至于大涼山區里那群接受支教的孩子們,“你今天掐了一朵花,他們會漫山遍野地找,明天給你扎一束。”還有的孩子翻山越嶺三小時,從家里背了顆青菜回來,讓她嘗嘗鮮。
“工作要讓人收獲很多東西。錢,只是最表面的東西。”晴子總結說。
她唯一一份做過半年的全職工作,是在青旅當店長。當時的老板除了還沒裝修完的房子,什么都沒有。晴子穿著工作服,踩著梯子給屋子涂鴉,和老板租輛面包車,手拉肩扛,跑遍全成都淘老家具。她看到別人家一把鎮宅用的桃木劍,喜歡得愛不釋手,最后花20塊錢買了回來,供在旅社的大堂里。
她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把青旅上線到訂房網站,旅社開始盈利。老板高興地說:“我們可以享清福啦!”不僅要給她加薪,還愿意給她一個月的假期。在老板的設想中,以后再沒大事要做。
可晴子認為,當工作失去建設性時,還要繼續下去么?
去年,一項網絡調查顯示,70%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工作是為了“成就自己的事業”,另外有五成人認為“工作是用來實現夢想的”。相比之下,覺得工作是用來賺錢的人數比例,低至前所未有的62.6%。
晴子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旅舍還可以變得更好。公共區域應該放映電影,天井鋪上草坪,擺上看書的桌椅,大堂里還要添一臺乒乓球桌。可老板不想再“折騰”了。
半個月后,盡管老板再三挽留,晴子還是選擇了離開。
她想做“有意義”的工作,最近的想法是去支教組織當全職教師。阻力則來自于父母。他們總發信息,問“國考開始報名了,要不要幫你報”。或者告訴晴子,鄰居家孩子也回湖南了,現在生活特別好。她通常不會回復這些信息。
一天深夜,手機突然響了,母親給她發來一篇文章,題目是《父母老了,孩子卻距離你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