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之間“矛盾”究竟在哪兒

　　蘇霍姆林斯基說：教育的效果取決于學校和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如果不一致，那么學校的教學和教育就會像紙做的房子一樣倒塌下來。筆者認為，微信群里家校關系是現實中家校關系通過信息化手段放大化的結果，其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

一、家校矛盾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新生代80后家長養育著新世紀的寶寶。80后的新生代家長是高等教育擴招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對孩子教育的重視程度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又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而且他們希望參與，期待學校和老師按照自己的想法教學。家長群體的日益強勢使得家長和老師勢均力敵，較量便成了常態，于是糾紛頻發，帶來許多誤會和矛盾。

二、家校權責模糊，邊界不清，出現責任轉嫁、教育干涉現象。

　　隨著家校互相介入的程度也越來越深，家校合作便出現了模糊地帶，責任轉嫁、教育干涉現象屢見不鮮。

　　有時候，家長埋怨老師管教得太嚴厲或者不夠嚴厲；有時候，老師認為家長當“甩手掌柜”不管事；也有時候，家長吐槽一些老師給孩子留的作業成了家長作業。有家長感慨說，“自己成了兼職教師”，很多時候演變成“全家總動員”，孩子的作業真的變成了“家庭作業”。每天孩子的語、數、英各項作業都要家長簽字，有時候還得進行批改，寫上檢查意見；至于布置家長和孩子一起做手工、一起制作小報、同讀一本書、進行親子詩文競賽等，則是太正常了；隔三岔五地還要配合學校到班級里教孩子們包水餃、做壽司、擺果盤、剪窗花……很多家長感覺要是沒有兩把“刷子”，都讓孩子在班級里抬不起頭，甚至感覺枉為父母。這些都是教學責任的轉嫁現象。

　　微信就像一把雙刃劍，雖然有利于家校便捷溝通，但也為教師快速轉嫁教育教學任務和責任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

　　具體而言，學校的事務，應該分為教育事務和非教育事務，教育事務包括課程教學、學生作業布置、學生評價等，非教育事務則包括校園安全、食堂衛生、購買校服等。對于教育事務，應該由教師負責，根本不需要家長參與，家長過多地參與，將不利于教師的職業化和專業化發展；而對于非教育事務，則應該多由家長參與，比如，購買校服等事宜，就可以全部交給家長委員會負責。

　　目前來看，家長過多地參與了作業的修改等教育事務，而較少參與非教育事務。

三、家長的功利參與使得“劇場效應”顯現。

　　中國的父母們傳統上缺少與學校的配合觀念，認為家庭只需要把孩子照顧好就可以了，教育問題應該由學校全權負責。但近幾年來家委會的新聞也刷爆了朋友圈。比如，競選家委會的截圖：常青藤名校、知名企業“白骨精”、過億資金的雄厚財力……還有家委會成員利用家長會勸捐1200元“感恩費”。原本普普通通的家委會，一時之間似乎就完成了“異化”。不少家長參與家長會，也都是有著功利的目的——為了和老師多聯系，換取老師對孩子的關注。

　　有些家長研究教育少，研究孩子少，反思自己少，但研究老師多，過度參與學校正常的教學過程。在劇場里，一個人站起來，其他人不得不站起來甚至站在椅子上，“劇場效應”也在家長參與教育中有所顯現。

四、部分教師師德師風、專業素養存在問題。

　　社會資源緊張，老師在分配資源時無法做到絕對公平很正常，但也不排除一些老師做事不公正，區別對待，甚至暗箱操作，讓本來已經很焦慮的家長過于擔心孩子吃虧，從而加倍引發家長和學校的緊張關系。一些老師發現孩子的問題后第一時間找家長告狀，把責任往家長身上推，做法欠妥，讓家長對老師的要求產生抵觸情緒。

五、雙方微信溝通存在問題。

　　有的家長班級群抱怨孩子作業多，老師表現強勢：看不慣你退群；“有的老師則表現冷漠：×××家長，孩子不舒服，我給你們打了那么多電話也不接，你們自己看著辦。而有些家長不分時間，凌晨一兩點給老師發信息，有的家長用命令式、責備式語氣，比如“孩子想上進，在幼兒園作為老師您千萬不能打擊他的上進心，用心去鼓勵他進步，改掉不良的壞習慣”。

　　這都是一些小事件，卻因為溝通不當問題引發矛盾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