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家山的村子有超過75%的中青年外出打工,多數帶走了下一代,讓村小的生源壓力越來越嚴峻,在落寞中等待著搖曳不定的未來。以龍溪鎮為例,10所村小僅剩5所,數量和規模都大幅度減少。
所幸,2012年,重慶出臺《關于進一步推進中小學布局結構調整的實施意見》,明確要求邊遠山區、高寒地區的村小原則上不得撤并。
即使有了這顆定心丸,村小依然壓力重重。2012年春季,學校還有4名老師和他們“包班”的4個班級,卻在秋季遽然滑向拐點:一個班畢業了,一名老師帶著學生并入了中心校,另一位老師通過招考進入了政府,他教的班級也并入了中心校,只剩下胡英章老師和她教的三年級在偏僻的村莊堅守。
很多年來,胡英章堪稱萬家山村小的中流砥柱。她1983年就開始在這里代課,每月工資僅17元,此后升到23元,1990年是29元,1991年升到31.5元,1996年升到49元,2000年升到83元,2004年“一刀切”地領取300元,直到2007年成功“代轉公”,工資與公辦教師持平。
不同年齡的孩子需要上不同的年級,只有一個年級的學校顯然難以生存。換句話說,此刻的萬家山村小若只剩胡老師孤軍奮戰,頹勢不難預見。于是,余國安腿部骨折稍微好一點,就回到萬家山村小。
僅存的這個班級中,孩子們的情況都很特殊,如果撤并,很多學生或將被迫輟學。
其中一個孩子由曾祖父和曾祖母撫養。這個家庭中的兩位老人命運多舛,兒子結婚不久就病逝了,兒媳離家出走;兩人含辛茹苦將孫子拉扯大,孫子病后留下后遺癥,孫媳杳無音訊。從此,分別80歲和78歲的老夫婦不得不承擔起監護曾孫女的重任,“如果沒有離得近的村小,孩子就只能不讀書了。”
另一位孩子的父親患肝硬化多年,靠文盲母親在外打零工掙錢治病,家里過得異常清苦,卻債臺高筑。2014年秋季,父親帶著孩子報名后的第三天與世長辭,母親不得不回家看護孩子,“無法讓孩子到更遠的地方去讀書。”
一位孩子的父親患腦膜炎發燒后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癲癲狂狂的,連錢都不認識。”母親又有殘疾,只能由75歲的爺爺看護。“孩子還小,沒法走一個半小時去中心校讀書,如果每天坐車,來回得10元車費,我們付不起”。
學生的困境如此讓人揪心,責任心讓余國安又一次回到學校,和胡英章等人一道,守護村小的榮光。
他的努力義無反顧,也顯得有些許悲壯。他須臾不能離開妻子胡明術,需要她背著顫顫巍巍地翻越梯坎。他要教書就必須每天住在學校,只有寒暑假和國慶長假才能回到正常人幾分鐘就能走到的家,妻子也只能住在學校,照顧他的起居。
兩人是經媒人介紹而結合的,感情卻在經年歲月的積淀中變得牢不可破。妻子早上離開學校去喂豬、干農活兒,下午回校為他做飯。
家就在幾百米之外,卻不能回去,余國安毫不后悔。“在家里,我是廢人。”他說,“在學校,能陪伴孩子們成長,人生有意義,我豐富了學生的知識,學生也豐富了我的生命。”
當他還在養病時,便對干完農活兒回家的妻子傾訴“真想回到村小聽聽孩子們的讀書聲”,心里總“感覺少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