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23年前第一次走上講臺時,這種情感就埋下了伏筆。
他開始代課生涯,淵源于對老師的感恩。他在萬家山村小念書時,李永華老師每天都為他補課,卻不收一分錢。
他念職高的第一學期,母親摔斷了鎖骨,失去勞動能力,他只得輟學回家。不久,患肝硬化晚期的李永華來到他家,紅著眼說不能讓孩子們沒學上。“恩師讓我替他代課,我不可能拒絕。”他接下這擔子,踏實認真地工作,受到學生和家長的一致好評。
在此期間,他順利地通過了成人高考。該班學生畢業后,他外出打工,能掙比代課工資多3倍的錢。但他發現,代課那段美好經歷留在了內心最深處,“沒有聲音比孩子們的讀書聲更美,沒有什么比孩子們的笑臉更動人。”1999年,鎮里招代課教師,他又拿起了教鞭。
在他眼中,教書就是快樂的源泉。可對于更多的代課教師來說,人生卻不乏苦澀。
代課教師這個群體,曾為無數農村孩子按下了改變命運軌跡的快進鍵,他們承擔了許多課程,工作量是城里老師的兩三倍。受惠于“代轉公”的余國安們被視為代課教師中的幸運兒,但他們的“陣地”村小卻沒有同樣的幸運。
村小曾經輝煌過,《義務教育法》的頒布使得適齡學童人數激增,村小幾乎成為偏遠山區基層教育的救命稻草,這里曾培育出億萬名學生。但是,奔涌向前的時代洪流卻將村小逼向了日益尷尬的境遇。
變化來得悄無聲息,卻勢不可當。
就在余國安臥床養病期間,重慶通往湖南的鐵路修進了武陵山區,從他生活的萬家山腳下穿過。很多鄉親務工獲得第一桶金,搬往山外的世界。
隨后修建的高速公路,占用了村里的部分土地,帶來更多的掙錢機會,又一撥山里人離開故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