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嚇式性教育“恐嚇”了誰

　　在韓雪梅謀求進入校園的過程中，同心實驗學校校長沈金花痛快答應了。這個校長看到，自己學校有學生六年級畢業就去和男人發生性關系，流動兒童被性侵的事也不少。

　　可韓雪梅給其他打工子弟學校發去的聯系，很多都石沉大海。

　　也有校長答應開展性教育，只是要求韓雪梅多帶點剖腹產、墮胎的圖片來，“越血腥、越嚇人越好”。對于這些要求，她都婉拒了。因為流動兒童子女本來就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再用“恐嚇”的方法去教育，恐怕引起心理障礙。

　　不幸的是，在彭曉輝眼中，大部分中小學對待性教育恰好就這兩種態度：一種是根本不當回事，胡亂應付，讓校醫、體育老師或者生物老師每學期上節“生理保健課”，甚至發本生理知識課本了事；要不就是狠抓“恐嚇式”教育，孩子別犯事是關鍵。

　　對于后一種態度，這位研究了25年性教育的專家堅決反對，本身不科學不說，更可能給孩子帶來心理創傷。在他的大學課堂上，有女生小時候與同齡兒童互相撫摸，到中學接受了“貞潔教育”，便覺得自己不再“純潔”，自卑到成年，一直有心理包袱。

　　事實上，2008年，教育部印發了《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明確了從小學到高中應該掌握的“生長發育與青春期保健知識”；2012年實施的《小學教師專業標準(試行)》，提到小學教師要掌握對學生進行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知識和方法；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則明確指出，要將性與健康生殖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

　　真正的問題在于，這些文件沒有任何具體實施方法，更沒有違背后的懲罰措施，全都是原則性規定。開展性教育實際上成了各學校校長決定的事項。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還規定了開展性教育的相關內容，嚴格來說，不開展性教育的校長還違法呢。”彭曉輝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校長們不一定擔憂理論上的違法，卻在乎現實的壓力。

　　性教育課程不進入學校考評，不涉及升學壓力；反倒是開展了，“哪怕99個家長說好，1個家長投訴，校長就可能要倒霉”。

　　最近，韓雪梅一度在公共平臺上答疑，回應網友對《珍愛生命》的疑慮。可迎來的卻是一些網友毫無理性的破口大罵。“唯恐學校不亂，給六七歲孩子教性知識，五年級還不亂套？”“混蛋！教孩子在小學就失身，中學就沒處女了！教育敗類！”

　　韓雪梅的好友曾被人罵作“干性教育不得好死”。彭曉輝在公開場合被人辱罵、毆打，甚至潑糞。

　　一個尷尬的問題是，決策部門的曖昧態度和反對者們的疑慮構成了惡性循環。

　　在同心實驗學校，性教育課程就曾被一名學生家長叫停。

　　這位父親找到學校，“公立學校不開這門課，也沒這門課。咋就你們來做呢？”

　　想破除這種局面，彭曉輝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決策部門站出來，以行政決策引領社會的風氣，“不能被少數保守的人牽著鼻子走”。

　　在一些發達地區，政府已然邁步。陶林擔任深圳市計生協會副會長期間，促成了深圳衛計部門、教育部門以及學校三方合作開展性教育的體系。此番合作下，開展學生家長共七八百人齊聚一堂的性知識講座相當普遍，鮮有家長提出異議。

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這場艱難又有希望的實驗

　　希希學園缺錢缺人，專職工作人員只有3名女性，籌得的經費也只能勉強支持14所打工子弟學校開展性教育。

　　同心實驗學校剛開講《珍愛生命》時，所有班主任都親自授課。兩個學期后，堅持下來的只有盧新晨一人，其他班級只能培訓志愿教師入校上課。

　　韓雪梅完全理解這些老師。他們在打工子弟學校教書，收入低、壓力大。再加上一門帶不來任何收入的課程，很多老師不堪重負。

　　在給孩子們講授月經時，盧新晨提到，這期間不要再進行劇烈運動，否則會引起血崩。

　　“老師，什么是血崩？”稚嫩的女聲緊跟著響起。

　　“出很多血，是一種危險的情況。”

　　議論聲在班里瞬間炸開，盧老師隨即轉換了話題。但幾分鐘后，女孩子還是念念不忘地再次舉手，“老師，失血過多怎么辦啊？”雖然盧老師解釋稱這種情況很少見，發生了就去看醫生，可提問的女孩依舊眉頭緊鎖。盧新晨一時沒意識到，這一章節講到“月經期間過度運動會引起不適”即可，不應該引入讓孩子害怕的“血崩”概念。

　　教師培訓、聽課督導和教學經驗交流都能給予老師支持。韓雪梅堅信，如果有更充足的經費人力，各個環節更加完善，教學效果會更好。

　　給打工子弟教授性教育，困難也的確倍增：他們的父母無暇照顧孩子，性教育知識更是少得可憐。

　　盧新晨班級的一位男生抱怨，如今爸爸回家就玩手機，媽媽不識字，“沒人教這些事”；另一位女生則嘀咕，自己已經來過月經，但只是“應付過去了”，媽媽并沒有教她處理的方法。直到當天上了課，她才明白。

　　韓雪梅曾在一年級的課上發現一名坐在教室后排的男生默默自慰。調查之后才發現，因為條件限制，孩子和父母租住在一間屋子里，孩子還沒睡著，父母就發生性行為，沒有遮掩。韓雪梅相信，在流動家庭，這絕非個例。

　　兩年前剛開課時，五年級一班的這群孩子大多覺得“很惡心”，有的甚至捂住眼睛，堵住耳朵。

　　即使具體實踐方法不同，大多性教育工作者都將保證孩子一生安全快樂，不被性問題困擾作為奮斗目標。胡萍回憶，自己上完課后，有小女孩找到她說，自己家經常和另外一位叔叔出去郊游，這位叔叔會趁父母不在撫摸自己。直到今天，她才知道自己被侵犯了。

　　“那你打算怎么辦？”

　　女孩想了半天，告訴胡萍，“以后郊游，我會一直在媽媽身邊，拒絕那位叔叔！”

　　胡萍說，看到一個女孩真的成長了，“這是最高興的時刻。”

　　韓雪梅也相信，幫助希希學園做性教育的人完全是被愛和責任感驅使。有的打工子弟學校沒有經費，依舊成立了性教育教研組，任課老師們能為“講預防傳染病要不要給孩子們展示避孕套”爭執上大半天；有的志愿者下班后，飯都不吃就趕來上課，還要趁課間休息時間掏出手機，參與公司的電話會議。

　　持久的努力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參與到這場艱難卻充滿希望的實驗中來。

　　幾天前，韓雪梅的郵箱里收到一位女大學生發來的志愿者申請郵件。

　　她想都沒想，就回復道，“這個周末，我們上課選用的教材正面臨質疑，收到你的郵件，覺得充滿力量。”

　　幾分鐘之后，女生為這事發了條朋友圈。只看一眼，韓雪梅的眼淚就止不住地滾了下來。

　　那上面寫著：為眾人抱火者，不可使其凍斃于風雪。為自由開路者，不可使其困頓于荊棘。(記者 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