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微信公眾號消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我國杰出法學家、法學教育家，中國知識產權法學學科的奠基人，中國知識產權法學教育的開拓者，知識產權法學中外交流的積極推動者，國際著名知識產權學者，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家知識產權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劉春田教授赴美參加學術活動期間突發疾病，搶救無效，于北京時間2023年3月25日在美國洛杉磯去世，享年75歲。

訃告全文：

此前報道：

劉春田：書山千度春 學海萬般田

　　幼隨父母從老家山東樂陵來到北京，知天命之年還說自己是典型的山東人；受幾代人熏陶，酷愛京劇，十歲時，為全家人能聽上馬連良的《朱砂井》，不惜“立雪”廣和劇場，徹夜排隊。在哥哥的誘導下還差點進了中國戲曲學校；在學術問題上，真誠地與人辯論，但從不掩飾自己的自信……

　　劉春田教授給人留下的是一種線條硬朗、觀點犀利的印象。這種印象，即便不眼見其人，一個熟稔的畫師也能勾勒出其風骨神韻。

　　劉教授熱情地與記者握手寒暄。他身材魁梧，聲音洪亮，握手時很有力度。這是一副標準的山東大漢形象。劉教授告訴我們，山東人率真，為人直率、真誠，當然也比較喜歡較真兒；而北京呢，多元文化的融會，肥田沃土，養育長材大器，形成了北京人大度、豁達，兼容并包的品格。家庭的耳熏目染培育了他山東人的性情，而五十年的北京生活，則讓他涵蘊了京腔京韻。

　　更有意思的是，劉教授突然話鋒一轉說，世界各國的法律既有差異性，也有共通性，在相互借鑒交融的同時又不失其本真，才能獲得真正的發展。

青春無悔

　　人類歷史是螺旋式發展的，有高潮，也有低谷。高潮時要懂得居安思危；低谷時也應堅守信念，不可隨波逐流。有一段歲月，把所有中國人都卷入了史無前例的動蕩。在那段時光中，劉教授兩次與大學失之交臂，提起那段經歷，他仍然唏噓不已。他說他們這代人，經過了太多的史無前例，不過他相信這些以后不會再發生了。

　　1966年，劉春田高中畢業。清華大學招生，素有“找生”的傳統。他們利用校慶，把北京幾所重點中學的應屆畢業生接到清華園，參觀學校、介紹專業，鼓勵報考。

　　他和不少同學一樣，瞄上了各自鐘愛的專業。6月，距高考只剩下一個月。若按慣例，不出意外，他們再有兩個半月就進入大學。不料，十年“文革”開始，他第一次與大學擦肩而過。

　　1968年，劉春田赴山西晉北插隊，開始了直面人生的漫長歲月。1970年，他到太原鋼鐵公司工作。兩年后，因工作出色，被推薦參加工農兵大學入學考試，專業是儀表自動控制。那年入學機制已由原來的推薦入學改為推薦與考試相結合。

　　他們單位只有一個指標，和他同考的是兩個小學未畢業的學徒工。于是，涉世未深的劉春田信心滿滿，自認為是不二人選。但考前，有人告訴他：“你何必白費功夫，早就內定了！”劉春田頗不以為意，開玩笑地說，他們認字么，恐怕連教室也找不到！不料，那位小學生幸運地上了大學。造化弄人，劉春田再一次與大學失之交臂。

　　江山易改，稟性難移。時代可以輕易地改變人的命運，卻無法改變一個人的天性。厄運有時可以將人徹底擊潰。但年輕的劉春田天性達觀，他認為，積極的人生態度可以點石成金，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他認為，閱讀是一種生活方式。他把《論語》《孫子兵法》抄下來，朗讀、體悟，還托人在太原圖書館借來《史記》《資治通鑒》等，整本整本地抄寫，既學了歷史知識，又練了字。此外，凡是能夠借到的哲學和文學名著，也都一一涉獵。

　　劉教授笑言，那時他們單位宿舍里就一張桌子、一盞臺燈，別人下班后都搓麻將、打撲克，惟有他“霸占”著桌子和臺燈，讀書自樂。

　　“古人說，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從小養成的讀書與思考的習慣，讓我的生活充實，只要有書看，便不覺苦，更談不上寂寞，沒有人可以荒廢你，能荒廢你的，只有你自己。上大學固然好，不上大學也不可自棄。對于我來講，所謂十年“虛度”是形式上的，那時，我還是認真讀了點書的。在工廠，無論領導、群眾、知識分子、還是工人，遇有難解或爭議之事，往往找我尋求答案。能答則答，不會的就迫使你學，久而久之，我在工廠里有了個雅號"教授"，劉教授感慨道。機遇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當另一次機會來臨的時候，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

命運的轉機

　　恢復高考，國家又獲得了一次生機。1978年，劉春田按照招生簡章，依次從高至低填報了八所學校。而在當時，人民大學排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之前，位居招生簡章的第一名，從此，他與人大結下了不解之緣。

　　劉教授對他的人生總結是，曲折而簡單。曲折是因十年動亂遭受數次挫折；簡單則是因除了當過十年的農民和工人外，其余時間都是在學校度過的。

　　自幼受家風熏陶，動蕩時期又以讀書為樂，劉春田對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高考時，第一志愿是歷史學。不料，鬼使神差地學了法律專業。多年后，他才知道，當時分管招生的系主任張希坡教授看檔案時相中了他，把他偷偷地調到了法學專業。

　　劉教授戲稱是張希坡先生的上帝之手將他帶入了法學之門。然而真正帶他登堂入室、走到今天的，是他的研究生導師佟柔先生。

　　劉教授回憶當年的讀書生活說，當時授課的幾乎皆為名師，如孫國華先生教法理學，許崇德先生教憲法學，高銘暄先生教刑法總論，王作富先生教刑法分則，江偉先生教民事訴訟法，佟柔先生教民法等等。諸多名師，各有千秋，但聽來聽去，惟對民法情有獨鐘。

　　當時同學多認為民法太復雜，十幾人報考研究生，只有劉春田一人選民法專業。從此入室佟柔教授門下。

　　談起佟柔教授，劉春田景仰之余，無限感念恩師。佟先生的敬業精神、學術造詣、治學態度和為人師表的杰出風范，至今仍銘刻在心中。

　　1985年，劉春田畢業留校。沒有講課經驗，佟老師就為他創造機會，派他給某省縣委書記培訓班講課。劉春田擔心能否勝任，佟老師鼓勵他說：“我看你行，去了出一身汗就過關了。”

　　劉春田硬著頭皮登上了講臺，正值酷暑，加上緊張，三個電扇對著他吹，還大汗淋漓，全身都濕透了。一個上午過去了，劉春田恍然大悟：“原來課就是這么講的啊！”

　　劉教授說，佟老師是一位偉人，他的敬業精神，堪稱典范，非常人所及。學術是他生命的全部，上下求索、參悟天道與追求人格的至正至善，是他一生的寫照。佟老師一生淡泊名利，他把學術思考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他有一種特殊的感召力，他的學生乃至同行都衷心地尊敬他、愛戴他。

　　佟柔先生的人格魅力不斷激勵著劉春田，這使他成長為了一位著名的民法學者。劉教授認為導師佟柔對自己的影響至深。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當大哲笛卡爾下這個論斷的時候，他只不過是把人作為一種考量世界的尺度，把人類知識的來源奠定在“我思”的基礎之上，把人類的理智當成了事物的立法者。

　　對于一名學者來說，貢獻思想則是證立自身價值的方式。在知識產權學界，劉春田的思想常常與眾不同，他的觀點，尤其引人關注。對此，他解釋說，長期以來，他所關注的，主要是基本的理論問題，求新不是目的，而是源于對實踐問題的困惑。沒有人沒有困惑，為了解惑，不得不反思傳統的學說與理論，進而在學習與研究的基礎上，慎重地提出自己的見解。

　　凡是認真思考的觀點，即使與傳統不合，也無所顧忌地提出，面對批評意見，他泰然自若。

　　“實事求是是知識分子的天職，學術求真，科學的生命在于批判與革命。在學術問題上，沒有什么東西是天經地義的。思想和表達是每一個人的權利，真的學術，無關個人恩怨與得失。豈能看人臉色，因他人毀譽臧否而輕言放棄。”劉教授這樣說。

　　當提到他的老朋友、已故學者鄭成思教授的時候，劉教授凝重而坦然。他說，“鄭老師是一位益友、良師。他是一位非常敬業、非常刻苦的學者，他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感念鄭老師多年來的助益，同時坦承與鄭老師的學術觀點“每每不同”。“我們以諍友相識，長期合作，在諸多問題上相互辯難，爭了二十多年。但我們的私交一直很好，在他去世前，我們還在討論問題，還就信息產權問題各抒己見。”

　　當記者追問二人的論戰有無結果時，劉教授的回答質樸而果決：“我們倆人對自己的觀點都是非常執著，誰也說服不了誰。我的觀點是思索的結果，我相信這些觀點終究會由實踐作出回答，如果合于科學，總會被人接受。”劉教授分析說，他也反思過二人的分野，根本原因或許還在于各自知識結構的不同。

　　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劉教授認為，知識產權制度產生于資本主義工業經濟時代。幾百年來因應生產力和社會結構的發展，與時俱進。工業革命時代的資本主義是“創”“造”兼備，后來由于科學技術與市場化的提高，“創”“造”分離，把“創”留給了自己，把“造”則甩給了相對落后的國家。中國正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進程中，又遭遇了“網絡時代”這樣一個人類嶄新生產方式的來臨。中國當前的長處是“造”而不是“創”，我們面臨的是工業化與網絡化畢其功于一役的重大變局。與其他國家一樣，知識產權立法必須從現實的本國國情出發，在充分考量國際條件和中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量體裁衣，設計既符合現階段諸方面實際情況，便于與國際交往，又利于未來發展的制度。這既非片面地強調國情，不顧國際大勢，也非不顧國情，一味地強調全球化、一體化所能奏效。所以，事情難就難在這里。

　　在談到治學之路時，劉教授說，學術研究關鍵是要講究方法。方法需要系統地學習掌握，要有秩序、有倫次，零敲碎打、支離破碎、捉襟見肘，是形不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的。如果沒有科學的方法，就意味著沒有學術能力。

“滿天星斗不如一輪紅日”

　　“即使有滿天星斗，照樣是漆黑一夜，只要有一輪紅日就足以照亮全球。在科學問題上，學者的任務是給人太陽的光輝，不是給人月亮和星星，更不是給人以行夜路的燈桿。一盞路燈只能照亮五十米。”

　　當劉教授緩緩地說出這句話時，記者震撼于其間的哲理深度。

　　他說，學術問題歸根結底是思想問題、認識問題，而思想的深度又取決于現代的教育水平。劉教授認為，高等教育應當是理性教育，不是感性教育。它所教誨于人的應當是一種思考的能力，一種學養和思想的維度與深度。

　　劉教授說，近些年他間或對高等教育進行思考。我們現在為什么沒有世界一流大學？難道是我們的學生不行嗎？他認為，在中國，世界一流的學生是現成的，之所以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在于沒有世界一流的教師。

　　“人文社會學科的很多被推崇的所謂名師，不少人是故事講得好，而不是傳授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有些人所做的，類似填補連闊如等傳統藝人留下的空白。沒有說書的，民眾卻需要有點知識含量的精神食糧。通過聽故事，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講故事不是壞事，但這不是高等教育。”劉教授說，中國高等教育的這種評價標準導向應當改變。

　　古人早就說過，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教師如果只是說書高手，零碎知識的販賣者，那么中國的知識天空里所呈現的永遠只是一些小星星。而我們的民族需要的是科學與藝術上的一輪紅日。

　　劉教授喜歡京劇，尤其推崇“馬派”。他自認沒資格做票友，愛好而已。空閑時，喜歡唱一段馬連良的《淮河營》《借東風》。談起馬連良京劇的巧、俏、率，說到《淮河營》里面的蒯徹之善辯，劉教授講得手舞足蹈、頭頭是道。他還喜歡旅游與體育。每次外出，有爬山涉水的機會，他從不放過；還是巴西隊的鐵桿球迷，癡迷于藝術足球，并因此而死看不上法國隊；他崇拜英雄，盛贊米盧、馬俊仁；也很喜歡籃球，1.83米的個頭，年輕時球打得不錯；看籃球就過于追求完美，自從喬丹退役后，對籃球也就沒有了多少興趣。

　　每一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時代，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塑造著他自己，而且也匯聚成了這個時代的涌流。當我們勇敢地擔承責任時，我們的生命也會因此長存和更有意義。

　　劉春田，在知識產權領域辛勤耕耘幾十載，他能沉得下去，認真地為學為人，同時他也不甘沉默，自信地揮灑自己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