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文言的漢語

　　前面我們是展開漢語外部的比較角度，下面我們進入漢語內部的分析，著重回顧一下漢語的發展過程。

　　我們常常說，現代漢語是白話文。其實，這樣說是不夠準確的。要說白話文，要說平白如話或者以話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話文是西文，比如說英文。英文是語言中心主義，文字跟著語言走，書寫跟著讀音走，那才夠得上所謂“以話為文”的標準定義。從這一點看，現代漢語頂多是半個白話文。

　　我們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義：語言跟著文字走。那時候四川人、廣東人，山東人等等各說各的方言，互相聽不懂，怎么辦？只好寫字，以字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個“書同文”，沒有搞“話同音”。一個字的發音可能五花八門，但字是穩定的，統一的，起主導作用的。你們看過電視劇《孫中山》嗎？孫中山跑到日本，不會說日本話，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寫字來交談。不是言談，是筆談。那就是文字中心主義的遺留現象。

　　古代漢語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從關系表達得很清楚。從全世界來看，這種以文字為中心的特點并不多見。為什么會是這樣？我猜想，這與中國的造紙有關系。一般的說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東漢的蔡倫發明造紙。現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證明公元前西漢初期就有了紙的運用，比蔡倫還早了幾百年。有了紙，就可以寫字。寫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動的中心。歐洲的情況不一樣。他們直到十三世紀，經過阿拉伯人的傳播，才學到了中國的造紙技術，與我們有一千多年的時間差。在那以前，他們也有紙，但主要是羊皮紙。我們現在到他們的博物館去看看，看他們的圣經，他們的希臘哲學和幾何學，都寫在羊皮紙上，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動起來都很困難，也過于昂貴。據說下埃及人發明過一種紙草，以草葉為紙，也傳到過歐洲，但為什么沒有傳播開來，為什么沒有后續的技術改進，至今還是一個謎。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沒有紙，人們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運用，那些古代歐洲的游牧民族騎在馬背上到處跑，怎么可能保證文字的穩定、統一和主導性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語言不是以紙為憑和以字為憑，大多只能隨嘴而變：這可能就是語言中心主義產生的背景，也是他們語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們看看地圖：他們北邊是日爾曼語系，包括丹麥語，瑞典語，荷蘭語、愛莎尼亞語，德語等等，原來是一家，隨著人口的流動，你到了這里，我到了那里，說話的語音有變化，文字也跟著變化，互相就不認識字了，就成為不同的語種了。他們南邊是拉丁語系，包括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等等，原來也是一家，但一旦擴散開來，在沒有錄音和通訊等等技術設備的條件下，要保持大范圍內讀音的統一是不可能的，要讓他們的表音文字保持統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鬧分家。

　　有一個專家對我說過，阿拉伯語在這一點上類似漢語。比如伊拉克人與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個字時可能有不同的發音，但含義上相通。我在這方面只是聽說。

　　中國有個研究歷史的老先生叫錢穆，十多年前在臺灣去逝。前幾年臺北領導人馬英九還主持了了一個儀式，說以前我們對錢老先生不大公道，現在應該給他落實政策——大概是這個意思。錢老先生號稱國學大師，在談到中國為何沒有像歐洲那樣分裂的時候，談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條。在他看來，正因為有了“書同文”的漢語，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間才有了穩定的信息網絡，才保證了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的聯系，盡管幅員廣闊交通不便，但國土統一可以用文字來予以維系。歐洲就沒有這個條件。語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應的分崩離析也就難免。現在他們成立歐盟，就是來還這一筆歷史欠賬。

　　漢語不但有利于共同體的統一，還有利于文化的歷史傳承。我們現在讀先秦和兩漢的作品，還能讀懂，沒有太大障礙，靠的就是文字幾千年不變。一個“吃”字，上古音讀qia，中古音讀qi，現代音讀chi，讀音多次變化，但文字沒有變化，所以我們現在還能讀懂這個“吃”。如果我們換上一種表音文字，就不會有幾千年不變的“吃”。同學們可能知道，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喬叟時代的英語，現在的歐美人都讀不懂，說是古英語，其實不過是十六世紀和十四世紀的事，在我們看來并不太古。這更不要說作為英語前身的那些蓋爾語，凱爾特語，威爾士語等等，今天的廣大歐美人民就更沒法懂了。這是因為表音文字有一種多變的特征，不僅有跨空間的多變，還有跨時間的多變，使古今難以溝通。

　　當然，中國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古代，不能永遠生活在農業文明的歷史里。隨著生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十八世紀以后的現代工業文明浪潮的到來，漢語也表現出僵化、殘缺、不夠用的一面。以文字為中心的語言，可能有利于繼承，但可能不利于創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貴族階層，但一定不利于疏遠文字的大眾，不利于這個社會中、下層釋放出文化創造的能量。這樣，從晚清到五四運動，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發出了改革的呼聲。

　　那時候發生了什么情況呢？第一，當時很多西方的事物傳到了中國，同時也就帶來了很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不合適用文言文來表達。文言文的詞，一般是單音節或者雙音節，所以我們以前有五言詩，七言詩，就是方便這種音節的組合。但外來語常常是三音節、四音節乃至更多音節。“拿破侖”，“馬克思”，你還可勉強壓縮成“拿氏”和“馬翁”，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你不好縮寫成“資義”和“社義”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碰上“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依里奇“，你怎么縮寫？能把它寫進五言詩或者七言詩嗎（眾笑）？想想當年，魯迅留學日本，胡適留學美國。這些海歸派帶回來很多洋學問，肯定覺得文言文不方便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語言文字的改革勢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大家知道，白話文并不是現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話本”，就是白話進入書面形式的開始，與當時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躍有密切關系。活字印刷所帶來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發揮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話作為一種人民大眾的口語，同樣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書寫和記錄。我們現在看一些古典戲曲，知道戲臺上的老爺，太太、小姐、相公，講話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環，農夫，士卒，盜賊，都是說白話。這很可能是古代中國語言生態的真實圖景，就是說：白話是一種下等人的日常語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國處在巨大社會變革的關頭，階級結構必須改變。新的階級要出現，老的階級要退出舞臺。像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這種沒有科舉功名的人物，不會寫八股文的人物，要成為社會領袖，豈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權？在這個時候，一種下等人的語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數人的口語要挑戰少數人的文字，當然也在所難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四前后出現的白話文運動，一方面是外來語運動，另一方面是民間語運動。外來語與民間語，構成了那一場革命的兩大動力。現代文學也依托了這兩大動力。比如我們有一些作家寫得“洋腔洋調”，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筆下有很多歐化和半歐化的句子。當時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說起話來可能也真是這個樣子，作者寫都市題材，不這樣“洋”可能還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寫得“土腔土調”，像趙樹理先生，老舍先生，沈從文先生，周立波先生，還有其他從解放區出來的一些工農作家。他們從老百姓的口語中汲取營養，運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語，更多地依托了民間資源。這兩種作家都寫出了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給白話文增添的虎虎生氣和勃勃生力。魯迅是亦土亦洋，外來語和民間語兼而有之，筆下既有吳方言的明顯痕跡，又有日語和西語的影響。

　　外來語運動與民間語運動，構成了白話文革命的大體方位，使漢語由此獲得了一次新生，表達功能有了擴充和加強。我們以前沒有“她”這個字，“她”是從英語中的she學來的。當時還出現過“妳”，但用了一段時間以后，有人可能覺得，英語第二人稱不分性別，那么我們也不用了吧（眾笑）。當時就是這么亦步亦趨跟著西方走。包括很多詞匯、語法、語氣，句型結構等，都脫胎于西文。“觀點”，point of view；“立場”，position；都是外來語。“一方面……又一方面”，來自on this side…on other side；“一般地說”，“坦率地說”，“預備……走”等等，也都來自直譯。同學們現在說這些習以為常：這沒有什么，這就是我們中國話么。但我們中國古人不是這樣說的，這些話原本都是洋話。如果我們現在突然取消這些移植到漢語里的洋話，現代漢語至少要癱瘓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學、新聞、文學都可能無法進行。

　　當然，大規模的群體運動都會出現病變，沒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圓滿。外來語豐富了漢語，但也帶來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種，我稱之為“學生腔”或者“書生腔”。這種語言脫離現實生活，是從書本上搬來的，尤其是從洋書本上搬來的，對外來語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剝，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話。剛才徐老師說我現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農村。這是事實。我在農村，覺得很多農民的語言真是很生動，也很準確，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時間有限，沒法給大家舉很多例子。同學們可能有很多是從農村來的，或者是去過農村的，肯定有這種體驗。同農民相比，很多知識分子說話真是沒意思，聽起來頭痛，煩人。中國現代社會有兩大思想病毒，一是極左的原教旨共產主義，二是極右的原教旨資本主義。它們都是洋教條，其共同的語言特點就是“書生腔”，與現實生活格格不入，與工人農民格格不入。因為這些“洋腔”或者“書生腔”，是從我們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識體制中產生的，是圖書館的產物，不是生活的產物。中文系請李陀先生來講過課，是吧？李老師曾經研究“毛文體”，有人也將其稱為文革時期的“黨八股”，就是一種紅色的“洋腔”和“書生腔”，一種極權時代的陳辭爛調。“在黨的十大精神光輝照耀之下，在全國人民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熱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條戰線捷報頻傳凱歌高奏的大好時刻，我們清華大學今天開學了（眾笑）！”這種繞來繞去的語言垃圾，就是當時常見的套話。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們經歷了一個白話文非常黯淡的時期。有人可能說，那一個時期離我們比較遠了，我們同學們都是新一代，說話也不會是黨八股了，但是這個問題其實并沒有完全解決，甚至會以新的形式出現惡化。這些年，我常常聽到一些大人物說話，發現他們還是滿嘴廢話，哪怕是談一個廁所衛生的問題，也要搭建一個“平臺”，建立一個“機制”，來一個“系統工程”，完成一個“動態模型”，還要與WTO或者CEPA掛起鉤來。這些大話都說完了，廁所問題還是不知道從何著手，讓聽眾如何不著急？這是不是一種新八股？

　　我們再來看看民間語運動可能發生的病變。老百姓并不都是語言天才，因此民間語里有精華，也會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口語入文一旦搞過了頭，完全無視和破壞文字規范的積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語言的粗放、簡陋、混亂以及貧乏。在這方面不能有語言的群眾專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說，我們古人說打仗，是非常有講究的。打仗首先要師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沒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樣。打得沒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樣。皇帝出來打仗，國與國之間的開戰，叫“征”，皇上御駕親“征”呵。打土匪，那個土匪太低級了，對他們不能叫“征”，只能叫“蕩”，有本書不是叫《蕩寇志》嗎？就是這個用法。“征”、“伐”、“討”、“平”，“蕩”，是有等級的，如何用，是要講究資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個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義和感覺的含量，微言大義呵。但現在的白話文粗糙了。打臺灣，是“打”；打美國，也是“打”。這是不對的（眾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國應該叫“征”；打臺獨只能叫“平”，頂多只能叫“伐”，對不對（眾笑）？又比如說，打仗打得輕松，叫做“取”。打得很艱難，叫作“克”。力克輕取么。雖然只是兩個動詞，但動詞里隱含了形容詞。但現在白話文經常不注意這個區別，一律都“打”。打石家打得艱難，打天津打得輕松，都是“打”。這同樣是不對的。與“打”相類似的萬能動詞還有“搞”：“搞”革命，“搞”生產，“搞”教學，“搞”衛生，還有其它的“搞”，不說了（眾笑）。總而然之，漢語中的很多動詞正在失傳，漢語固有的一些語法特色，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互相隱含和互相包容的傳統，也正在失傳。這不是一件好事。

　　口語入文搞過了頭，漢語還可能分裂。這個情況在廣東和香港已經出現了。香港有些報紙，開辟了粵語專頁，一個版或者兩個版，用的是粵語文，是記錄粵語發音的漢字，包括很多生造漢字，我們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們可以看懂。如果我們確立了以話為文的的原則，文字跟語言走的原則，為什么不能承認他們這種粵語書面化的合法性呢？沒有這種合法性，粵語中很多精神財富就可能無法表達和記錄，普通話霸權可能就壓抑了粵語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認了這種合法性，那么福建話、上海話、四川話、湖南話、江西話等等是不是也要書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國是不是也應該像古代歐洲一樣來個語言的大分家？鬧出幾十個獨立的語種？這確實是一個很難辦的事，事關語言學原理，也事關政治和社會的公共管理。有一個英國的語言學家對我說過：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話是軍隊的語言”。確實，所有的普通話都具有暴力性，壓迫性，統制性，不過是因偶然的機緣，把某一種方言上升為法定的官方語言，甚至變成了國語——而且它一定首先在軍隊中使用。普通話剝奪了很多方言書面化的權利，使很多方言詞語有音無字。這就是很多粵語人士深感不滿的原因，是他們忍不住要生造漢字的原因。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語都書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語種都要分崩離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統一，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英語就是這樣的。有人估計：再過三十年，英語單詞量可能是一百萬。到那個時候，任何人學英語都只能學到蒼海之一粟，各個地方的英語互不溝通或只有少許溝通，那還叫英語嗎？再想一想，如果英語、漢語、西班牙語等等這些大語種解體了，人類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現新的困難？

　　看來，語言主導文字，或者文字主導語言，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問題。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語言與文字的兩元并舉，是兩者的相互補充與相互制約。這是我們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齊時的理論盲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