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敏飛在接受記者采訪

　　最近，馮敏飛歷史文化大散文新著《危世圖存——中國歷史上的15次中興》出版后，應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之約發表《超越中興》一文，進一步闡釋他對中國歷史上“中興”的理解，提出必須超越中興，受到關注。

　　4月8日，三明市圖書館“周末講壇”，一位睿智的中年男子，于講桌前娓娓而談，向觀眾打開了中國歷史的一扇窗。此人就是馮敏飛，一位自稱于“東南山國”中解讀歷史的作家。

　　偶發靈感筆梳歷史

　　馮敏飛泰寧人，現供職于中國建設銀行三明分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以小說創作為主，出版有長篇小說《紅豆項鏈》、《兵部尚書佚事》、《京城之戀——柳永回憶錄》等，其中《京城之戀》獲福建省優秀文學作品獎一等獎、省百花文藝獎二等獎。

　　馮敏飛涉獵長篇歷史隨筆創作是近年的事。他在接受采訪時說，2008年國慶60周年前，有關部門詢問相關選題。這一由頭，觸發他將歷史上建國立朝60年之時寫成書的靈感，寫了《歷史上的60年》。這本書出版后，社會反響較好，《人民日報》等發表書評，上過熱銷書排行榜，當時市委宣傳部領導也予以好評，《歷史上的60年》被評為市百花文藝獎一等獎，他深受鼓舞。緊接著，他創作并出版了《中國盛世》、《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危世圖存》是去年10月出版的，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為該書作序。馬勇在序中說，馮敏飛的這本《危世圖存》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中國版，或者說是中國例證、中國范式。

　　無論在書中，還是在講壇上，馮敏飛都嘗試梳理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他說，現在我們都講到盛世，甚至商家都樂于使用盛世的招牌，這說明盛世一詞很被老百姓接受。但我查了《辭海》等辭書，卻發現沒有收錄相應詞條。

　　馮敏飛說，中國歷史上史界公認的盛世共43個，其中稱為“盛世”者6個、“治世”者22個、“中興”者15個。學者王觀國在《學林》中寫道：中興者，在一世之間，因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

　　馮敏飛說，定義某個時段為“中興”有兩個前提：一是“一世之間”，隔朝代不算；二是如果前一任或幾任帝王政績不“衰”，那本時段也不稱中興，而稱某某“之治”或某某“盛世”。

　　馮敏飛說，中興之功是偉大的，誘人的。你想：一個王朝在危亡的緊要關頭，通過改革不僅死里逃生，而且復興起來，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跡！縱觀數千年中國歷史，又不能不深為遺憾。可稱為中興的時代僅15個，顯然太少。

　　中興與改革密不可分

　　在馮敏飛看來，改革不是中興的充要條件，不能說只要一改革就中興。但改革是中興的必要條件，沒有改革就沒有中興可言。

　　他說，世上萬事萬物唯有“變”之理是不變的。從原始社會到如今，何如天壤之別！歷經無數方方面面的改革，一點一滴改進而來。改革是人類發展的常態，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改革史。周公制禮作樂，或可謂中國最早、最成功的政治改革。此前，人們總認為“君權神授”一成不變，王位是“鐵飯碗”，怎么胡作非為都行。周公發現上帝的“任命”不是終身制，一旦失德上帝便會收回授權，因此必須重視道德建設。

　　洞悉歷史，得有慧眼。一位聽了講座的鄭姓市民說：“這是開智的講座，觀點也很獨特。”馮敏飛認為，春秋戰國時期，所有諸侯國都進行了由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重大改革。趙武靈王認識到：“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正視現實，承認弊政，重拾人心，是改革的前提。秦孝公正是認識到“諸侯卑秦，丑莫大焉”，才不惜用“與之分土”的待遇高價從國外聘請商鞅來推行改革。

　　馮敏飛講到，秦國改革不是最早，但“商君雖死，其法未敗”，從惠文王至秦始皇又接連五代改革不止，沒有其他六國那樣變法與廢法之反復，而堅持最長，改得最徹底，后來居上，最終統一天下，所創體制延續2000余年。

　　王安石的檢討書，在馮敏飛看來，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改革或者中興之難。檢討書寫道：“臣所以來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為，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之臣，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無所知者和之于后，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為異論所勝。”奸人畢竟是少數。正是庸人“和之于后”，成為奸人的幫兇，助長反對勢力，才使得改革大業“未及效功而為異論所勝”。

　　馮敏飛認為，讀史、寫史能夠豐厚人生。目前，他仍然潛心于史，相信不久又會有新著問世。（記者 蘇詩苗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