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敏飛在接受記者采訪
最近,馮敏飛歷史文化大散文新著《危世圖存——中國歷史上的15次中興》出版后,應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之約發表《超越中興》一文,進一步闡釋他對中國歷史上“中興”的理解,提出必須超越中興,受到關注。
4月8日,三明市圖書館“周末講壇”,一位睿智的中年男子,于講桌前娓娓而談,向觀眾打開了中國歷史的一扇窗。此人就是馮敏飛,一位自稱于“東南山國”中解讀歷史的作家。
偶發靈感筆梳歷史
馮敏飛泰寧人,現供職于中國建設銀行三明分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以小說創作為主,出版有長篇小說《紅豆項鏈》、《兵部尚書佚事》、《京城之戀——柳永回憶錄》等,其中《京城之戀》獲福建省優秀文學作品獎一等獎、省百花文藝獎二等獎。
馮敏飛涉獵長篇歷史隨筆創作是近年的事。他在接受采訪時說,2008年國慶60周年前,有關部門詢問相關選題。這一由頭,觸發他將歷史上建國立朝60年之時寫成書的靈感,寫了《歷史上的60年》。這本書出版后,社會反響較好,《人民日報》等發表書評,上過熱銷書排行榜,當時市委宣傳部領導也予以好評,《歷史上的60年》被評為市百花文藝獎一等獎,他深受鼓舞。緊接著,他創作并出版了《中國盛世》、《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危世圖存》是去年10月出版的,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為該書作序。馬勇在序中說,馮敏飛的這本《危世圖存》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中國版,或者說是中國例證、中國范式。
無論在書中,還是在講壇上,馮敏飛都嘗試梳理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他說,現在我們都講到盛世,甚至商家都樂于使用盛世的招牌,這說明盛世一詞很被老百姓接受。但我查了《辭海》等辭書,卻發現沒有收錄相應詞條。
馮敏飛說,中國歷史上史界公認的盛世共43個,其中稱為“盛世”者6個、“治世”者22個、“中興”者15個。學者王觀國在《學林》中寫道:中興者,在一世之間,因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
馮敏飛說,定義某個時段為“中興”有兩個前提:一是“一世之間”,隔朝代不算;二是如果前一任或幾任帝王政績不“衰”,那本時段也不稱中興,而稱某某“之治”或某某“盛世”。
馮敏飛說,中興之功是偉大的,誘人的。你想:一個王朝在危亡的緊要關頭,通過改革不僅死里逃生,而且復興起來,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跡!縱觀數千年中國歷史,又不能不深為遺憾。可稱為中興的時代僅15個,顯然太少。
中興與改革密不可分
在馮敏飛看來,改革不是中興的充要條件,不能說只要一改革就中興。但改革是中興的必要條件,沒有改革就沒有中興可言。
他說,世上萬事萬物唯有“變”之理是不變的。從原始社會到如今,何如天壤之別!歷經無數方方面面的改革,一點一滴改進而來。改革是人類發展的常態,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改革史。周公制禮作樂,或可謂中國最早、最成功的政治改革。此前,人們總認為“君權神授”一成不變,王位是“鐵飯碗”,怎么胡作非為都行。周公發現上帝的“任命”不是終身制,一旦失德上帝便會收回授權,因此必須重視道德建設。
洞悉歷史,得有慧眼。一位聽了講座的鄭姓市民說:“這是開智的講座,觀點也很獨特。”馮敏飛認為,春秋戰國時期,所有諸侯國都進行了由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重大改革。趙武靈王認識到:“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正視現實,承認弊政,重拾人心,是改革的前提。秦孝公正是認識到“諸侯卑秦,丑莫大焉”,才不惜用“與之分土”的待遇高價從國外聘請商鞅來推行改革。
馮敏飛講到,秦國改革不是最早,但“商君雖死,其法未敗”,從惠文王至秦始皇又接連五代改革不止,沒有其他六國那樣變法與廢法之反復,而堅持最長,改得最徹底,后來居上,最終統一天下,所創體制延續2000余年。
王安石的檢討書,在馮敏飛看來,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改革或者中興之難。檢討書寫道:“臣所以來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為,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之臣,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無所知者和之于后,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為異論所勝。”奸人畢竟是少數。正是庸人“和之于后”,成為奸人的幫兇,助長反對勢力,才使得改革大業“未及效功而為異論所勝”。
馮敏飛認為,讀史、寫史能夠豐厚人生。目前,他仍然潛心于史,相信不久又會有新著問世。(記者 蘇詩苗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