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擔心個人住房信息聯網后的使用方式，聯網進程一推再推，地方政府尚有諸多主觀和客觀的抗性需要化解

　　完成“40城市個人住房信息聯網”的時間大限將至。

　　作為住建部部長姜偉新一再強調的住房制度“基礎工程”，能否于6月30日前完成，似乎仍有懸念。

　　作為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數據，住房信息就相當于房子的“戶口”。該系統是否健全，直接關系到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判斷是否精準，和住房、調控政策是否科學。也直接關系到實施房產稅的時間表。

　　業內熱衷的猜測是，一旦個人住房信息實現跨區聯網，或將影響下一步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走向。如“房產稅試點范圍擴大”，和個別城市“住房限購政策常態化”，以及對保障房申請資質的從嚴核定，等等，都將依靠該系統提供技術支持。而住建部對“聯網”的政策意圖始終未做具體明示，這讓執行此項任務的地方政府頗為不安，因為不清楚“聯網后要干什么”。

　　知情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早在2010年6月，住建部曾就“加快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設”于青島召開專題會議，當時確定的時間表是到2011年6月底前，就應實現40個城市個人住房信息聯網，但聯網時間卻被一推再推。“雖然這次部長發話要求2012年6月底前務必完成，但有可能還會被推遲。”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各地調研時了解到，當前40個城市大都已初步實現個人住房信息的域內聯網。而下一步要實現跨區聯網，地方政府尚有諸多主觀和客觀的難題需要化解。

　　聯網是大勢所趨

　　今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加快建設城鎮住房信息系統”首次出現在溫家寶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此前，該項工作還被“十二五”規劃立項為“國家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設項目”。住建部部長姜偉新曾格外強調，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設是“2012年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對于加強和改善房地產市場調控以及社會管理意義重大”，“要克服困難，加快推進”。

　　作為住房領域一項發展相對滯后的“基礎政策”，住房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性之所以被重新重視，與近年來房地產調控所遭遇的困境不無關聯。

　　2010年4月，為遏制房價上漲過快、打擊炒房，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新一輪房地產調控，動用空前嚴厲的差別化信貸政策，要求對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不得低于50%，貸款利率不得低于基準利率的1.1倍。但如何認定“第二套住房”卻成為調控細則制定過程中一個糾結的問題，因為僅靠銀行信貸記錄并不能真實反映個人及家庭名下的房產狀況。

　　當時，市場上演繹出至少7種認定“第二套住房”的辦法，給差別化信貸政策的落地執行造成一定混亂。迫于此，住建部于當年6月給調控政策“打補丁”——聯合央行及銀監會出臺“認房又認貸”的“第二套住房官方認定標準”。

　　2011年，房地產調控持續加碼，“住房限購政策”首次出現在政府的調控工具菜單中。限購政策在有效擊退大城市投資和投機性購房需求、穩定住房價的同時，也漸漸暴露出“一刀切”的局限性，誤傷了一部分自住型、改善型的合理住房需求。限購目標一定程度上的“脫靶”現象，暴露出某些地方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設的滯后。

　　此外，近年來屢被業內質疑的住房保障覆蓋面是否準確、合理，也與住房基礎數據缺失有關；房產稅此前曾以“物業稅”的名義在某些城市空轉試點8年之久，迄今仍不能推廣擴大，在一些專業人士看來，也與缺乏住房信息系統技術支撐有關。這項“最基礎”的制度設計，儼然已成為制約科學調控的眾矢之的。正因如此，中央政府在調控實踐中逐步意識到，建立個人住房信息系統任務已迫在眉睫。

　　按照住建部的規劃，住房信息系統將由住房市場監測分析、住房公積金監管和住房保障監管三大子系統構成，此外還包括后臺的運行維護和安全監管系統。該系統全部建成后，將支持343個城市公積金管理中心和287個城市住房管理與保障部門的數據傳輸及共享。屆時，三大子系統將提供住房、調控政策制定所需的絕大部分數據。

　　“如果從住房數據管理規范化和提高住房信息透明度的角度來說，個人住房信息系統的成功聯網運行，將成為一個重要的歷史性事件。”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劉洪玉教授說，由于個人住房信息系統的聯網使用，能極大地提高我國相關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科學性及精準度，因此有利于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和住房保障體系建設。

　　“扯后腿”的因素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調查了解到，目前40個城市中大多已實現區域內個人住房信息聯網。難的是城市和城市之間的跨區域聯網。

　　北京市住房信息系統早在2005年就已建成使用并實現全市聯網。目前系統已累計辦理各類房屋交易、登記業務400余萬件。業內人士稱，住建部目前所采用的信息平臺模型，正是以北京市為藍本。2011年，北京市升級改造現有系統，完成信息傳輸，并率先實現與住建部“全國城鎮個人住房信息系統”的對接。

　　住房信息化建設的另一座“急先鋒”城市杭州市，也已在2010年底就已實現5個主城區和3個開發區的個人住房信息共享；至2011年6月，包括蕭山、余杭等郊區5個市縣的住房信息也被納入系統，實現并網管理。

　　南京市在2009年初已完成市內八城區的住房數據立體化管理。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其他3個郊區、2個郊縣的數據“這個月(6月)也將基本完成”。

　　但也有一些城市在6月底前恐怕難以完成數據清理。如哈爾濱市就明確表示，雖然市內主城區如期聯網沒問題，但呼蘭、阿城兩個郊區目前還僅是籌備之中，預計年底才可實現數據入網。

　　個別城市的“拖后腿”，或將再次拖延40個城市住房信息聯網的時間表。《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獲悉，住建部近期正對一些城市進行聯網前的測試培訓，以期加快整體進程。

　　個人住房信息聯網難在哪兒？中國房產信息集團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林波告訴記者，目前各地之間住房數據傳輸與共享的最大技術難點已經解決，技術問題已經不是個人住房信息聯網的主要制約因素。

　　在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劉洪玉教授看來，住房數據的采集、整理、存儲、維護和使用，是非常基礎的工作，沒有太多的高技術。但需要把每套住房的文檔圖件信息電子化，屬于“將海量信息數字化”，工作量非常巨大。

　　以南京為例，據工作人員介紹，他們先后將100多萬條住房登記信息錄入系統。由于早期部分住房檔案中的住戶信息并不完整，需要把相關信息重新補齊，這成為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設過程中最困難的一項工作，“幾乎是將過去全部檔案重新清理一遍”。

　　而在杭州市房產管理和住房保障局信息中心周海偉科長看來，他們在做這項工作的過程中，“超過60%的精力都用在部門之間的組織、協調工作上”。要說服轄區內十幾個房管部門使用統一的數據庫平臺和變更既有業務模式，絕非一件易事。

　　相比之下，非技術層面的阻力對“聯網”進展制約可能更大。某城市一位房管局負責人告訴記者，每次去住建部開會，地方政府問得最多的問題是“這套系統聯網以后將用來干什么？”。但住建部幾乎從未正面給予回答。“每次會議的基調都基本一致：加快建設。”

　　不少地方政府擔心，個人住房信息全國聯網后，限購、限貸等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執行力度會加大。這對原本就已陷入低迷的樓市會構成進一步沖擊，進而累及地方經濟，影響地方財政收入。

　　從文化傳統角度而言，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一樣，絕大部分居民都不希望自己的住房信息透明化。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住房是家庭的重要財產，大部分人認為這屬于重要的私人信息，不愿意與其他人分享。

　　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認為，按照有關方面的統計，中國家庭住房自有率已經接近90%。如果將“聯網”與當前限購、限貸等短期的調控政策掛鉤，限制市場買賣雙方的自由，則無疑會使該項政策遭遇雙重抗性，“推進不下去”。

　　另一個潛在阻力，是官員的財產公示問題。近年來，不斷有官員因房產問題涉案。如此前媒體報道的山西蒲縣原煤炭局局長在北京等地就有35套商品房，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長殷國元名下房產總價值超過億元，等等。有業內人士表示，一旦個人住房信息實現全國聯網，類似的“炒房官員”還將暴露更多。

　　由于當前政府公務員、國有企事業單位等公職人員的福利待遇與住房問題聯系緊密，這些“敏感信息”一旦透露出去，極有可能引發公眾質疑。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的南方某省會城市就曾表示這樣的擔憂。

　　聯網之后干什么

　　個人住房信息跨區聯網后，宏觀調控決策部門具體會怎樣出牌？這是幾乎所有受訪對象都頗為關心的問題。北京大學法學院房地產法研究中心主任樓建波教授就表示：“如何使用個人住房信息聯網系統，是一個更值得研究的課題”。

　　在幾個住房信息系統建設的先行城市，《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調查發現，個人住房信息系統的確是一個對接多元化住房、調控政策的基礎平臺。這些城市目前正在執行的諸多房地產相關政策，均要仰仗該系統平臺的良性運轉。

　　以杭州市為例，據房管局工作人員介紹，在限購政策執行期內，市區居民凡要購買商品房，均需要持戶口本和家庭成員身份證，到轄區房管局去查驗家庭名下房產數量。符合購房條件(即本市家庭限購2套住房，外地有一年以上納稅社保記錄限購1套)的，由房管部門出示購房資質證明。

　　如果是在過去，當地房管部門要查清個人名下有幾套住房、是否符合購房資格，“需要連跑5個主城區、3個開發區和郊區5市縣的房管局去現場查驗。因為大多數個人住房登記信息都是紙質的檔案，且不同城區互為孤島，信息無法共享。”

　　全市住房信息實現聯網以后，杭州市現在的房地產交易、價格、供求狀況等相關數據的信息發布也比以前覆蓋的范圍更廣，蕭山、余杭等郊區市縣的數據也與主城區一并發布，更加準確、全面地反映出市場走勢。

　　工作人員還告訴記者，以前無論在哪個城區購房，都要統一到市房管局辦理產權過戶登記，產權大廳通常都會有上千人排隊等候。現在利用住房信息系統聯網平臺，杭州市住房登記部門輕松實現了“多點發證”，全市各城區至少有7個發證地點可以同時受理此項業務，市民可就近選擇辦證地點。

　　此外，杭州市存量房地產批量計稅、稅收征管等相關政策，在兩年前就已借用個人住房信息系統開展工作。2010年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專訪的杭州市地稅局局長安卓軍曾告訴記者，利用個人住房信息系統數據，他們曾清查出大批二手房交易陰陽合同，為當地挽回超過千萬元的稅收損失。

　　北京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則告訴記者，利用個人住房信息系統顯著提高了政府對市場的監管能力和執法水平。例如“實時監測企業捂盤惜售、囤積房源、哄抬房價等行為”。

　　此外，在為公檢法部門提供被執行人房產查詢服務，為節能減排提供既有建筑信息，為制定“十二五”規劃提供各類房屋基礎資料，以及完善房屋價格報送機制、向統計部門報送房屋成交價格信息等方面，北京市個人住房信息系統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

　　但一些專家也不無擔心：個人住房信息如果使用、管理不當，也可能被當成私人信息公開買賣、“成為不法分子違法犯罪目標的指示器”。

　　南京市一位不便具名的房管局工作人員為此建議：“住建部應盡快明確個人住房信息系統的使用范圍。應該是只滿足房地產調控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需要”。

　　但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劉洪玉認為這還不夠：“必須制定專門的信息系統安全法規，以絕對保證信息的安全”。（記者 王玉光 劉德炳 蘭亞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