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按計劃集中錄取制度和以地方財政為主保障教育資源的背景下，各地的“開放”仍然極其有限，最終可能演變成一面開放高考機會，一面從義務教育結束后即開始實施限制。

　　要實現真正的中高考公平，僅靠地方政府的力量非常困難，必須在國家層面和省級層面推進系統改革。解決異地中高考問題，只能向改革要答案。

　　據報道，廣州市異地中考[微博]政策擬于2017年實施。據廣州異地中考公眾意見征詢委員會意見，過渡期間，公辦普通高中招收非政策性照顧借讀生數量不超學校所在批次招生計劃的8%；過渡期后，公辦普高招收異地生(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不超過學校所在批次招生計劃的8%。

　　綜合來看，廣州異地中考開放普高、中職，不像北京的異地中考政策只開放中職招生，也不像上海的異地中考政策只對人才居住證持有人員子女開放普高，其他隨遷子女只能報考中職。對于外地戶籍家庭來說，這一政策無疑是重大利好，充分說明廣州在推進教育公平上邁出了重要一步。

　　但就具體的中招細則來看，不得不說，廣州市能享受該政策的隨遷子女比例仍然較低。據廣州市招考辦提供的數據，2013年廣州市中考考生總數為114173人，其中非廣州市戶籍考生達25939人，占22.7%。以2013年廣州市普通公辦高中錄取計劃61951人計算，8%僅為4956人。也就是說，非廣州市戶籍考生只有19.1%能升入普高。而廣州市戶籍考生升入普高的比例為64.6%。

　　對于廣州為何確定這8%的比例，有教育人士分析，主要是考慮到廣州公辦高中資源緊張。相關人士進一步建議，當地民辦高中可借此獲得發展機會。隨遷子女不能進公辦普高，不妨選擇民辦高中，目前廣州民辦普通高中的招生名額僅4000多人。這一建議有一定的現實可行性，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民辦高中擴大招生規模必須以保障培養質量為前提，否則即便擴招，考生考慮其辦學質量也可能放棄。而從辦學規律的角度分析，廣州民辦高中在未來5-10年間規模增長有限。

　　一個問題由此浮出水面：限制隨遷子女通過中考進入普高的人數，其客觀后果是——限制了異地高考的人數。根據廣東異地高考政策，連續三年高中學籍、提供居住證即可在廣東參加異地高考，這一要求看似較低。但如果先行限定普高招收隨遷子女的比例，開放異地高考也可能讓許多外來家庭空歡喜一場。

　　近年來，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以適齡戶籍高中生減少為背景撤并高中校，與隨遷子女急需普高求學機會，這兩種貌似矛盾的現象同時存在。對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目前按計劃集中錄取制度和以地方財政為主保障教育資源的背景下，開放異地高考、中考必然會遭遇強大現實的阻力。筆者擔憂，最終各地的“開放”仍然極其有限，還可能演變成一面開放高考機會，一面則從義務教育結束后即開始實施限制。

　　真正的中高考公平，應該實現隨遷子女“無門檻”求學。當然，做到這一點，僅靠地方政府的力量非常困難，必須在國家層面和省級層面推進系統改革。

　　首先，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高考改革推進考試招生相對分離。如果能落實這一改革，高考按戶籍報名的制度將被徹底打破，異地高考問題也將不復存在。很多人認為，由于改革很難在短期內得到突破，解決異地中高考問題應該務實一些。但在筆者看來，只有下定決心，改革目標才有可能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國家教育規劃綱要設定的改革時間表，就是到2020年見效。而依照目前解決異地高考的現實思路，恐怕直到2020年，那些異地高考矛盾突出的地方還僅僅只實行非常有限的開放。

　　其次，加大省級財政對基礎教育發展的統籌力度，建立學費隨學籍走的經費流動機制。我國基礎教育存在嚴重的不均衡，根源在于實行地方財政為主的經費保障機制，各地的辦學條件取決于當地的財政實力，這也使當地的教育資源就為當地戶籍人口服務，由此出現了義務教育階段的求學門檻和中考門檻。要讓受教育者在各地都能享有平等的求學機會，應該加大省級財政對基礎教育的統籌力度，同時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建立學費隨學籍走的機制，減少流入地地方財政的教育投入壓力，也能促進流出地政府更重視本地的教育發展。

　　教育公平是推進教改的出發點和目標，這需要中央、地方形成合力，各司其職。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確定高考改革和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的戰略，如能切實落實，隨遷子女100%享有平等的入學機會將可期待。解決異地中高考問題，只能向改革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