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歲的馬悠喜歡一個國外的男子偶像團體已經有10年了。

　　10年間，她為偶像成立應援站、為活動提供應援物、購買周邊產品、出國聽演唱會……馬悠坦言，自己每年用在追星上面的花費大概在1.5萬元左右。這筆錢一部分來自父母的資助，一部分是自己平時“開源節流”攢下來的。

　　與馬悠的狀況不同，四川一所高校的大二學生陳星則表示，“把‘愛豆’的微博設為特別關注就是我能做的全部。”“愛豆”由英文單詞“idol（偶像）”音譯而來，是時下部分大學生對自己喜歡的明星的昵稱。

　　近日，中國高校傳媒聯盟在全國1211位大學生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34％的受訪者會掏錢支持自己的偶像；在追星的花銷上，59％的受訪者表示年均花銷為零，500元以下的占32％。

與流行文化相結合，“愛豆”多元化

　　上海一所高校的大二學生陳莎把女排運動員魏秋月視為頭號“愛豆”。

　　里約奧運會，中國女排再次奪取金牌，這位從高中就開始接觸排球的女生淚流滿面。她喜歡賽場上的女排團隊，更被魏秋月的傳球技術和承受能力所折服。在她印象中，那個高舉7號牌子的背影，有過太多傷病的困擾，也給人數不盡的感動和鼓舞。

　　“關注女排不用花很多錢。”她說。陳莎去現場看過兩次比賽，平時上網關注比賽的直播，不久前買了一本印有中國女排團隊照片的2017年臺歷。接下來女排運動員們會出書，她也打算購買。“從她們身上，學到的是堅持到底、永不放棄的精神”。

　　大三的陳艾從5年前開始喜歡樂隊五月天。在她的寢室書柜上擺滿了五月天的公仔，墻上貼滿主唱的海報，5張專輯整整齊齊地碼在雅思考題旁。“雙11”幾個朋友一塊幫忙搶的羽絨服已經陪伴著她度過天津干冷的冬天，那是樂隊主唱創辦的一個服裝品牌。

　　陳艾把參與某次演唱會的應援看作自己唯一一次的“瘋狂”之舉。粉絲群中的“大V”負責組織，在微信群或QQ群里進行籌備分工，同時進行線下協作。演唱會倒計時3天時，一張“小貼士”圖片在粉絲圈里流傳起來：粉絲需購買五月天互動變色熒光棒，在演唱《知足》這首歌時打開手電筒；在唱《如果我們不曾相遇》時，舉起“相遇”應援手幅。陳艾負責設計長35厘米、寬15厘米的藍色應援手幅。當天，她還作為志愿者參與手幅的發放。“在人群中跑來跑去時，真的感覺自己在為這場演唱會做事情。這和在看臺單純當個觀眾的感覺完全不同。”

　　中國高校傳媒聯盟調查結果顯示，在受訪者喜歡的明星中，歌手或演員占61％，運動員占8％，其中，來自大陸地區的占57％，來自港澳臺地區的占10%。同時，35％的受訪者表示在微博上進行關注，時刻關注明星狀態的占36％，有10％的受訪者加入粉絲團、應援站等；11％的受訪者表示會掏錢買周邊產品，6％的受訪者參加粉絲自發組織的線上或線下活動。

　　武漢一所高校的周曉露笑稱自己是TFBOYS的“阿姨粉”。她坦承自己兩年前還是“跟風嘲諷的那群人”。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成為他們的粉絲，“王俊凱翻唱的那首《繼續－給十五歲的自己》也許是原因之一。”

　　她也會和其他粉絲一樣帶話題刷微博，期望“三小只”上熱搜，也在3個少年的成長中汲收正能量。周曉露一方面企盼“三小只”快快長大，一方面又希望他們能享受自己還算單純的世界。

　　中央財經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文化傳媒學院院長魏鵬舉認為，大學校園里的“粉絲經濟”依托于影視、音樂、體育等流行文化，與移動互聯網的興起有很大關系，同時，傳統的文化工業通過“＋互聯網”的發展方式，增強了粉絲黏性。“其實，明星只是一個象征符號，之所以會有意義，是因為他們可以引發群體性的認同。”魏鵬舉認為，媒介環境雖然有變化，但追星現象的核心仍是群體性的認同和社交需要。

　　在南開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心理學教授袁辛看來，追星也是自身與其他人聯系的一種方式，通常追星是因為偶像的行為形象、言行等是與粉絲相同或者為粉絲所向往，而追星本身追的是他人的形象、品質等所呈現出來的特質。“如果我們身邊的熟人中也有一個這樣的人，我們也可能會追星，也有可能會炫耀，在這個過程中就是我們對于他所呈現出來的品質的一個肯定。”袁辛說。

理智“追星”與獲得感

　　大四學生張依然是一名11年的“玉米（李宇春粉絲的名稱）”。從2005年李宇春參加一檔選秀節目開始，她便成為一名忠實的“玉米”。現如今，她也從小學生到了即將大學畢業的年齡。她認為，追星帶給她最多的是精神上的正能量。“看見偶像很優秀，自己也會努力做更好的自己。”張依然說，“有一種和自己的偶像陪伴彼此成長的感覺。”

　　張依然加入了一個粉絲原創宣傳組織，她負責編輯電子雜志，平時發布偶像娛樂生活新聞。正是因為這個經歷，她獲得了一家雜志社的實習機會。有時，因為實習機會見到自己的偶像，拿到一些內部雜志或者周邊產品，她會非常開心。

　　看著自己喜愛的歌手不局限于音樂領域，而是有了多方面更好的發展，她都愿意積極地支持。張依然覺得為音樂付費是件正常的事，“支持自己喜歡的音樂人和正版音樂，也是對版權保護的一種支持。”她把對偶像的喜愛當作生活的一部分，是高壓生活下的放松，她認為粉絲就是粉絲，追星應該理智，要擺正自己的位置。

　　王藝霖坦然，自己很喜歡籃球明星科比·布萊恩特。她喜歡偶像絕不服輸的性格，在球隊危難時刻挺身而出和用進球扼止質疑的表現。幾年下來，她積攢了一些T恤、球衣、球鞋，算是追星的全部開銷。今年2月，她去美國洛杉磯斯臺普斯中心看了一場科比的比賽，圓了自己一個夢想。“等我日后畢業了工作穩定后，恐怕再無這樣一個精神信仰，能讓我去追逐我的夢。”王藝霖說。

　　馬悠覺得追星這件事帶給她的益處遠遠大于弊處，提高了她的人際交往能力、自由行能力、語言能力，以及讓她練就了拍圖、修圖、做公告、寫稿等一身的技能。當時為了能聽懂“愛豆”的采訪，她學習了一門外語，現在能夠在國外與人進行基本交流。

　　“每個人獲取快樂的方式不一樣。因為喜歡這樣一個明星而認識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是最大的收獲。有時甚至覺得認識這些朋友比見‘愛豆’還重要。”馬悠說。

　　袁辛認為，優質的偶像會為粉絲指引前進的方向，提供榜樣參照。大多數偶像在社會中會為粉絲提供正向的力量，而偶像群體的存在對社會有相當大的推動作用，很多大學生是在崇拜偶像的過程中完成了人生的自我塑造，而且粉絲會因為偶像結識更多生活中的人，偶像確實在人生的特定階段能引領粉絲塑造一個更好的社會形象。“在生活中可能我們很努力卻沒有達到自己理想中的狀態，而偶像滿足了粉絲對于自己理想狀態的期待。”袁辛說。

“粉絲經濟”在校園難具普遍性

　　關于“追星”的花費問題，張依然介紹，在“愛豆”出專輯和巡演的年份花費會多一些，一年大概花費3000~4000元。這個額度在她本人和家庭的承受范圍之內。

　　“以前每年爸媽會資助我一場演唱會的門票，但實習之后，所有追星的花費就是自己出了。”她表示追星的花費主要就是演唱會、專輯或者路費，偶爾買一些官方出的明星周邊產品。

　　馬悠提到，現在有很多旅行社推出了追星旅行團，可以報團到國外看演唱會，追星衍生出了許多新的商業模式。但她認為所有的花費都應該建立在自己的經濟基礎上，“餓著肚子追星就太不負責任了。”

　　陳艾不覺得自己是個花了很多錢的瘋狂粉絲。“我沒有買什么大件的東西，有人可是有好幾把五月天團長‘怪獸’的簽名琴呢。”在一家電商網站的面上，單把“怪獸”簽名琴的售價超過4萬元。

　　中國高校傳媒聯盟調查結果顯示，在追星的花銷上，59％的受訪者表示年均花銷為零，500元以下的占32％，500~1000元的占5％，5000元以上的不足1％。

　　在南開大學文學院傳播學系主任陳鵬看來，大學生沒有固定收入，開支相對理智，所以大學生是對產品價格敏感性很強的群體，理性化程度相對較高。雖然會花時間，但涉及金錢，他們會有自己的一個考量。明星應該對粉絲消費進行理性引導，粉絲也應當學會對偶像產品的鑒別，各個媒介渠道應該正確地宣傳粉絲產品，不應該過分地抬高粉絲經濟的地位，對于打著粉絲旗號無價值或價值量不高的產品應該進行限制。

　　“明星可以煽動粉絲過度消費，但這是對未來購買力的透支，對整個經濟可能還有一定的傷害，甚至會產生負效應，”陳鵬說。

　　內蒙古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師曹國東認為，現在大學生獲取知識比較多元豐富，情感輸出渠道比較多，粉絲消費只是其中的一個點，大學生更趨問于偶像能帶來指引，單純的粉絲消費對大學生而言吸引力不大。

　　應訪者要求，文中受訪學生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