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末的“傳統文化熱”，到如今的“國學熱”，中國傳統文化經過近百年的沉寂，重新走上復興之路。然而人們是否知道他，一位最早提倡“國學”的國學大家，一位從不以哲學家自居的哲學家——

湯一介在思考《儒藏》

　　2011年農歷正月十五，湯先生特意刮了胡子、穿了件紅棉襖，樂呵呵地參加學生們為他舉辦的生日聚會。這一天，湯先生迎來了生命中的第七個本命年。席間，他與老伴樂黛云被弟子們圍在中間，不停地合影留念。這位不愛應酬的老人，和年輕人在一起，似乎忘記了年齡，忘記了疲倦……

　　生活中的湯一介是位沉靜內斂、為人平和的老人，他不抽煙，不喝酒，不愛應酬，生活起居十分規律，堪稱一位“儒者”。然而在治學上，他卻是一位開放自由、追求創新，經常能吸引學界眼球的著名學者。

　　他追求哲學理論系統的建構與創新，不僅在哲學史上，以真善美為基礎構建中國哲學，開學界之先河，且不斷提出“建立中國的解釋學”、“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新軸心時代”等一系列新的哲學問題，啟發人們思考。

　　上世紀80年代，他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掀起了一輪傳統文化熱潮。他提出傳統文化不應有中西文化的界限，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國學”，主張在全球意識觀照下弘揚傳統文化。

　　耄耋之年，他組織主持教育部重大學術項目《儒藏》工程，作為首席專家，以“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使命意識承擔起這一數百年來先人未曾完成的“盛世工程”。

　　正是這位在中國哲學領域卓有建樹，學術界公認的國學大師，卻總是自謙地說：“我從來不認為我的學問比起別人有多強，所以我非常反對說‘大師’。我自知自已的學術功力比起老一代學者差得很遠。”

“我只是一個哲學工作者”

　　在湯一介的印象中，他生活的大半輩子都與北京大學有關。從北京到重慶，從沙灘紅樓到未名湖，他與北大共同經歷了60多年的風風雨雨。“在北大有我無憂無慮的童年，有我熱情追求的青年，有我提心吊膽的中年，現在我已進入回憶思考的老年了。”憶起往事，這位耄耋老人不勝感慨。

　　1927年，湯一介出生于書香門第，祖父是光緒十六年的進士，父親湯用彤是近現代中國哲學界少數幾位融會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學術大師之一。“辛亥革命前，父親曾在北京讀書，1918年赴美國留學，1919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梵文、巴利文及佛學，1922年獲哲學碩士后回國，一直在大學教書。1931年應胡適之邀到北京大學做教授，直到1964年因病去世，一直沒有離開過北大。”

　　“小時候父親很少管我們，也很少過問我們的功課。父親教給我最重要的是傳承祖輩的‘家風’，學習做人的道理。”湯一介記得，父親曾經把他珍藏的一幅《頤園老人生日燕游圖》拿給他，這是祖父60歲生日時學生們送的，上面有一段祖父約700字的題詞，其中他記憶最深刻的是：“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食，隨時而安，固吾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樂。”“‘事不避難’就是困難的事情，你應該承擔的就要承擔;‘義不逃責’即合乎道義的事情，你就應該負起責任來。”這段“為人處世”的祖輩遺訓，成為湯一介的座右銘，一生銘記在心，身體力行。

　　湯一介喜歡、學習哲學并沒有受到父親太多的影響。高中時，他對西方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并嘗試寫了一些散文、雜文。1946年，北大為沒考取的學生設立了一個先修班，湯一介成為其中一員。這一年，他看了不少西方哲學和美學方面的作品，寫了《論善》、《論死》、《論人為什么活著》幾篇文章，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的思考。1947年，湯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夢想著成為一名哲學家，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探索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

　　然而，真正邁入哲學之門后，湯一介總是稱自己為“哲學工作者”。“這不是自謙，那時我和所有學習、研究哲學的學生一樣，認為只有政治上的領袖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能做哲學家，而且他們一定是最偉大的哲學家。我自己這輩子當不了哲學家，只能做一名‘哲學工作者’。”湯一介認真地說，“當時我們這些‘哲學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兩方面：一是解釋偉大領袖們的哲學思想，一是教條主義批判古代哲學家的哲學思想。”

　　“那時的哲學史研究很教條，一般是把一個個哲學家排列下來，分析每個哲學家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是辯證法還是形而上學，然后為他們貼上標簽就算了事。”湯一介說。

　　1957年后，各種政治運動和學術批判接踵而至，作為“哲學工作者”，湯一介也就自動或被動地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學召開了“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他為這個會議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這是湯一介在解放后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此后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他在各種報刊雜志上發表了四五十篇論文，有關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文章，也有批判別人的文章。“現在看來，這些論文很少有學術價值。如果說還有點什么作用，我想它們反映了當時極左思潮在我國學術界的影響多么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時代的類似論文一起作為總結極左思潮對學術研究的危害的材料。”湯一介自嘲地說。

　　對于那段不堪回首的中年，湯一介沒有回避，而是以真誠的態度，對過去的“我”進行無情的剖析。

發掘中國哲學中“無用之大用”

　　“文化大革命的10年，給我留下的深刻教訓就是，我今后不能聽別人的，得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問題。”

　　進入20世紀80年代，湯一介迎來了學術生涯的春天。1980年，湯一介恢復了講課資格，此時他已53歲，最好的年華已經過去，但他仍然向往著為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做點事情。

　　他開的第一門課是《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湯老師的課異常轟動，許多不是哲學系的學生也來旁聽。連換了3個大教室還是坐不下，最后只能以發聽課證的方式限制人數。”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孫尚陽回憶說。之后，湯一介又相繼開設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等課程。在這一階段的教學與研究中，他努力把教學、研究與意識形態和政治脫鉤，力圖在教學研究中堅持獨立思考。

　　1981年，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諸問題》一文，率先提出將哲學史作為認識發展史來考察，并試圖突破50多年來“唯心與唯物兩軍對壘”，“唯心主義”是反動的，“唯物主義”是進步的等教條，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快速推進了學術界反對極左教條主義的進程。在由《中國早期道教史》一課修改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中，湯一介大膽提出，必須把“宗教”和“迷信”區別開來，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對人類社會生活的意義。湯一介以他敏銳的哲學家眼光，提出了此前道教研究很少討論的內容，開新時期哲學研究風氣之先。

　　“古人的思想觀念無論多么有價值，都必須給它們適應現代生活的新詮釋，并使之落實于操作層面，才能對現代社會生活發生實際效用。”湯一介非常注重挖掘中國哲學中有價值的思想，并加以現代詮釋。

　　1983年，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會議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湯一介教授用中文發言，探討當前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臺灣著名學者劉述先在《蒙特利爾世界哲學會議紀行》中描述道。在這篇《儒家哲學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中，湯一介把先秦哲學看作是中國儒學的第一期，將外來印度佛教沖擊后建立的宋明理學作為儒學發展的第二期，將在西方思想沖擊下的現代新儒學，作為儒學發展的第三期，并提出儒學的中心理念“天人合一”在現代社會都沒有失去意義，理應有更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這一番發言雖然因為通過翻譯的緣故而占的時間較長，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論通過實感的方式表達出來，緊緊扣住了觀眾心弦，講完之后全場掌聲雷動，歷久不息。”劉述先描述道。

　　湯一介認為，“天人合一”思想不僅是中國儒家思想的基石，同時也是一個常新的人類社會需要不斷給以新詮釋的命題。從人類社會的發展看，人們最初遇到的問題就是“人”與“自然界”(天)的關系問題，人要生存就離不開自然界。當前人類社會正是由于長期忽略了“天”與“人”相即不離的內在關系而受到自然界的懲罰，人類和自然正走上一條相互抵觸的道路。

　　當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具體地解決當前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個個“人與自然矛盾”的問題，哲學也不可能直接解決人類存在的具體問題，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說：“哲學可以被視為‘無用之學’，因為它不能一一解決具體問題。但它思考問題的路子，卻可啟迪人們的智慧，提高人們的人生境界，故又可被視為‘大用之學’。”

　　湯一介認為，中國先哲們有許多有價值的寶貴思想，不僅具有某種真理的意義，而且也曾在歷史上發生過巨大作用。它們也一定會對今天的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就是要從中發掘出其‘無用之大用’，以貢獻給人類社會。”

　　雖然湯一介從不以哲學家自居，但他提出的一些哲學問題總能讓人耳目一新、引發思考。他十分關注當前中國社會、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并以此作為思考哲學問題的出發點，以積極入世的態度時刻關注著國內外的熱點話題。

　　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發表了《文明的沖突》一文，引發了海內外廣泛的關注與討論。亨廷頓說：“我認為新世界的沖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沖突的主要根源。”他在文章中將儒家文化、伊斯蘭文化在全世界的影響視為對西方文化的威脅，指出若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聯手，西方文化將會非常困難。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考慮西方如何應對21世紀遇到的問題。

　　對此湯一介寫了《評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沖突，甚至戰爭，但并不能認為不同就一定會引起沖突和戰爭”。他認為，孔子的“和而不同”提供了一條化解沖突的原則。指出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應該可以通過文化的交往與對話取得某種“共識”，這是一個由“不同”到某種意義上相互“認同”的過程。這種相互“認同”不是一方消滅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兩種不同文化中尋找交匯點，并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文化的發展，這正是“和”的作用。湯一介以開放的心態進一步指出，我們不應跟著亨廷頓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為文化取舍的標準，凡是對人類社會追求的“和平與發展”有利的，我們都應大力吸取。“我一向認為，今后學術文化的發展，既不應再由西方文化統治世界，也不會出現一個文化上的‘東方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而應是東西文化的互補和相互吸收，形成一種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多元發展的新局面。”

　　進入21世紀，中國出現了“國學熱”。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湯一介就提倡“國學”，但他提倡的是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國學”。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西方中心論”的消退，整個世界文化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這有益于文化的健康發展。他認為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國學”，否則有可能使中國文化再次游離于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之外，重新滑入狹隘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的陷阱。

　　或許正是這種開放的心態和兼收并蓄的治學思想，讓湯一介不斷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普世價值“等一系列新的哲學問題，從而推動了文化界對傳統哲學的討論。